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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劳动教育如何开展?
我们的教育方针强调,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培养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接班人。那么,中小学该如何进行劳动教育呢?
学校里一些日常卫生、杂活等,只要没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学生能干的劳动,都交给学生完成。如学校的卫生打扫、浇花、剪草,班级里值日擦黑板等这些自我服务性劳动都可以交给学生,让学生轮流完成。
学校在经过家长和学生本人同意的前提下,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活动。如三至六年级学生每学年参加10天劳动,平均每天2小时;七至九年级学生每学年参加15天劳动,每天3小时。并且,所有这些劳动都是以培养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为目的的自愿的、无偿的劳动。
3、学校至少每两周安排一节劳技课。
学校在学期初安排课程时,要设专职劳技教师,每两周安排一节劳技课。劳动技能课的内容按教育部规定的内容上齐上好,不搞形式,抓好落实,真正达到培养学生劳动技能的目的。
4、学校定期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和生产劳动活动。
学校在每学期的行事周历上要安排至少一次社会实践活动或生产劳动活动。如我校曾组织一次学生到陶瓷厂亲自尝试做瓷器活动,学生积极性很高,开阔了视野,锻炼了自己的劳动能力。再如,我校曾组织学生到南沙河捡拾白色垃圾,保护环境活动,劳动教育的效果也很好。有条件的,还可以直接组织学生到田间劳动,让学生体验一***力劳动的辛苦,养成珍惜劳动成果的习惯。
总之,学校要强化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取措施落实好劳动教育,培养出更多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于自己儿子是如何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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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鲁迅在48岁时,迎来了自己的孩子海婴。
有了孩子后的鲁迅,很是高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的缘故,有人就说这是做人不好的缘故。海婴生性比较活泼,常常弄得鲁迅头昏。有一次,海婴问鲁迅:“爸爸可不可以吃啊?”鲁迅只好答道:“要吃是可以的,还是不吃的好!”
1936年新年,鲁迅写给母亲的一封家信中——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信,早已收到。现在是总算过了年三天了,上海情形,一切如常,只倒了几家老店;阴历年关,恐怕是更不容易过的。男已复原,可请勿念。散那吐瑾未吃,因此药现已不甚通行,现在所吃的是麦精鱼肝油之一种,亦尚有效。至于海婴所吃,系纯鱼肝油,颇腥气,但他却毫不要紧。
去年年底,给他照了一个相,不久即可去取,倘照得好,不必重照,则当寄上。元旦又称了一称,连衣服共重四十一磅,合中国十六两称三十斤十二两,也不算轻了。他现在颇听话,每天也有时教他认几个字,但脾气颇大,受软不受硬,所以骂是不大有用的。我们也不大去骂他,不过缠绕起来的时候,却真使人烦厌。
周海婴在《直面与正视——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父亲对我的教育》一节中写道鲁迅 对他的教育理念:
曾有许多人问过我,父亲是否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师那样对我教育的?比如在家吃“偏饭”,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还亲自每天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还另请家庭教师,辅导我练书法、学乐器;或在写作、待客之余,给我讲唐诗宋词、童话典故之类,以启迪我的智慧。总之,凡是当今父母们想得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因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母亲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我幼时的玩具可谓不少,但我却是个玩具破坏者,凡是能拆卸的都拆卸过。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看看内部结构,满足好奇心;其二是认为自己有把握装配复原。那年代会动的铁壳玩具,都是边角相钩固定的,薄薄的马口铁片经不住反复弯折,纷纷断开,再也复原不了。极薄的齿轮,齿牙破蚀,即使以今天的技能,也不易整修。所以,在我一楼的玩具柜里,除了实心木制拆卸不了的,没有几件能够完整活动。但父母从不阻止我这样做。对我“拆卸技术”帮助最大的就是前述瞿秋白夫妇送的那套“积铁成象”玩具。它不但使我学会由简单到复杂的几百种积象玩法,还可以脱离图形,自我发挥想象力,拼搭种种东西。有了这个基础,我竟斗胆地把那架父亲特意为我买的留声机也大卸开了。我弄得满手油污,把齿轮当舵轮旋转着玩,趣味无穷。母亲见了,吃了一惊,但她没有斥责,只让我复原。我办到了。从此我越发胆大自信。一楼里有一架缝纫机,是父亲买给母亲的,日本JANOME厂牌。我凭着拆卸留声机的技术积累,拿它拆开装拢,装拢又拆开,性能仍然正常。
在我上学以后,有一次父亲因我赖着不肯去学校,用报纸卷***意要打***。但是,待他了解了原因,便让母亲向教师请***,并向同学解释:的确不是赖学,是因气喘病发需在家休息,你们在街上也看到,他还去过医院呢。这才解了小同学堵在我家门口,大唱“周海婴,赖学精,看见先生难为情……” 的尴尬局面,友好如初。我虽也偶然挨打骂,其实那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而已。父亲自己给祖母的信中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又说:“有时是肯听话的,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 这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父亲去世前半年,我已将七岁。
叔叔在他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的丛书,每套几十册。他一齐购来赠给我。母亲收藏了内容较深的少年文库,让我看浅的。我耐心反复翻阅了多遍,不久翻腻了,向母亲索取少年文库,她让我长大些再看,而我坚持要看这套书。争论的声音被父亲听到了,他便让母亲收回成命,从柜子里取出来,放在一楼外间我的专用柜里任凭选阅。这两套丛书,包含文史、童话、常识、卫生、科普等等,相当于现在的《十万个为什么》,却着重于文科。父亲也不过问我选阅了哪些,或指定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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